大觉醒：中国年轻男性如何醒悟并选择退出
一个被审查的流行语揭示了威胁中国人口和社会稳定的裂痕，婚姻、生育率和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
北京 — 这个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仅仅存在了一周，便从所有主要平台消失。“力工思维”——一个描述将人生唯一目的定义为工作、存钱、结婚、生子的心态的词——触及了痛点。
这种迅速而彻底的审查揭示了北京最害怕的事情：不仅数百万年轻中国男性正在放弃传统道路，而且他们正开始明白其中原因。
“我看着我的父亲牺牲了一切——他的健康、他的梦想、他的积蓄——只为了买下我们的公寓，供我上学，”28岁的张伟（化名）说，他是一名在深圳工作的软件工程师，没有结婚的打算。“他循规蹈矩。现在他55岁了，精疲力尽，我难道要重蹈覆辙吗？为了什么？”
张伟代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性，他们正在经历研究人员和线上社区所称的“觉醒”——这不是一场进步的社会运动，而是一种苦涩的醒悟：被规定好的服从和牺牲的道路，不再带来安全感、尊重或家庭稳定。
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正在加速。2024年结婚登记人数骤降至610万，比2023年下降近20%，创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去年中国人口减少了139万。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生育约1.10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位居世界最低水平之列。
这些不仅仅是统计数据。它们代表着支撑中国社会数代人的社会契约的根本性瓦解。
不再奏效的道路
“力工”字面意思是“体力劳动者”，但“力工思维”描述的范围更广：一种机械化的思维模式，将生活简化为一套自上而下强加的清单。努力工作。存钱。付彩礼。买公寓。生孩子。从不质疑这条路是否适合自己，或者是否还能实现。
其极端版本被称为“力工梭哈”，描述的是那些将自己和父母的全部积蓄投入到婚姻开销中的男性——在农村地区，彩礼可高达20万至5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需要一套公寓，可能需要大城市普通工人年薪的50倍——最终却面临离婚、债务，或是发现幸福从未到来。
“这个词在网上消失了，但它所描述的现实却无处不在，”32岁的李明（化名）说，他是一名在东莞的工厂经理，去年取消了婚约。“我父母存了15年的钱来帮我。她家想要一套更大的公寓、一辆车和30万元现金。我算了算——我得欠债到50岁。为了什么？就为了她五年后可能跟我离婚，而我仍然一无所有？”
李明语气中的苦涩反映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在审查机构将其清除之前，一种更广泛的男性幻灭感正在传播。致力于“反婚”思想和“躺平”（拒绝参与中国竞争激烈的内卷）的线上论坛，在消失前吸引了数百万关注者。
但这不仅仅是男性拒绝婚姻的问题。它关乎整整一代人都在质疑，对社会期望的盲目服从——被审查的话语称之为“力工思维”——是否已成为一个陷阱。
一种系统性模式
这个概念对当局的威胁在于其普遍性。“力工思维”不仅仅描述了挣扎的工人——它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模式。
地方官员痴迷于GDP目标，建设鬼城和无人问津的基础设施：力工思维。
学生们在无休止的备考中挣扎，争夺稀少的大学名额和工作，没有创造力或快乐的空间：力工思维。
老板们机械式地扩张业务，却不质疑盈利能力或目的：力工思维。
父母不顾孩子的天赋或幸福，强迫他们走上同一条狭窄的道路：力工思维。
“这个词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让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曾是社会学讲师、现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王静（化名）解释道，此前她关于性别和劳工的研究被认为过于敏感。“我是否被困在力工思维中？谁为我设定了这条道路？如果我偏离了，会发生什么？”
王静指出，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向对党国模式本身的审视——这种模式要求顺从，通过狭隘的指标衡量成功，并且在规定渠道之外，几乎没有个人探索或保障的空间。
因此被禁。
无人能解的性别之战
“力工思维”的瓦解发生在一个审查无法遏制的日益加剧的性别冲突背景下。
许多年轻中国男性认为女性是剥削性婚姻市场的共谋者，要求高得离谱的彩礼和住房，却几乎不提供任何保障。许多年轻中国女性则认为男性要么是“老古董式”的父权制遗留，要么是“经济死胡同”，无法提供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或平等的伙伴关系。
“双方都有合理的抱怨，双方都被困住了，”王静说。“女性在招聘和晋升中面临歧视，因为雇主担心生育成本。男性则面临在负担不起的市场中提供住房的奢望。双方互不信任，婚姻变成了一场谁都不愿承担的高风险赌博。”
在网上，相互指责充满毒性。男性论坛将女性描述为“物质主义”和“忘恩负义”。女性的讨论（在被审查之前）则详细描述了职场歧视、家庭暴力以及即使在所谓现代婚姻中也存在的不平等的家务劳动经历。
“我妈妈24岁生下我，放弃了事业，一生都在服侍我爸爸的家人，”29岁的刘欣（化名）说，她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律师，已冷冻卵子但并无使用计划。“她告诉我我也应该这样做。但我看到了那种生活付出的代价。我宁愿一个人。”
生育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有新的激励措施——包括从2025年开始，为0-3岁儿童提供每年3600元人民币的全国性育儿津贴——专家们仍怀疑，微薄的补贴能否克服根本性的经济和信任赤字。
经济背景
理解“力工思维”为何引发共鸣，需要理解中国相互关联的经济危机。
房地产行业，约占GDP的25%，在恒大和碧桂园等开发商倒闭两年后，仍处于困境中。预售房屋烂尾。房价正在下跌。那些过去可能为了结婚而勉强购买一套公寓的年轻人，现在将住房视为负债，而非资产。
地方政府债务，其中大部分隐藏在表外融资工具中，高达数万亿元人民币。随着当局整合这些债务，地方政府削减社会服务开支，而这恰恰是年轻家庭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青年失业率——即使采用政府排除学生的窄口径定义——也徘徊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左右。数百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不足、无福利的合同工，或是“零工经济”，都无法通向父母那一代人所实现的稳定中产生活。
经济面临通缩压力。消费者信心仍远低于2021年前的水平。家庭正在囤积现金，而不是消费或投资。
“过去的承诺很简单：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就能获得适度的繁荣和社会尊重，”北京一家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陈勇（化名）说，他要求不透露真名。“那个承诺破灭了。住房要耗费50年的积蓄。婚姻会花光父母的养老金。孩子会耗尽你的未来。工作不稳定。而政府的回应是禁言讨论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
审查无法解决的问题
“力工思维”的迅速审查揭示了北京偏好的做法：压制人们用来描述现实的语言，却让现实本身纹丝不动。
但移除一个流行语并不能改变驱动年轻人选择的经济基本面。结婚率持续下降。生育率持续崩溃。性别信任鸿沟继续扩大。
“你可以禁止我们创造的每一个词，但你不能禁止真实的生活体验，”深圳工程师张伟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傻。我们看到了父母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正在基于理性分析做出理性决策。这不是你能审查掉的东西。”
人口专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有意义的改变需要全面的改革：负担得起的普惠托育服务、强制执行的职场平等、可预测的家庭法、稳定的房地产市场、高质量的就业创造，以及不牺牲社会服务的改革后的地方政府财政。
“本质上，你需要重新设计中国社会和经济运作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陈勇说。“微薄的补贴和审查运动是行不通的。问题在于当局是否能在人口和社会后果变得不可逆转之前，认识到所需变革的规模。”
觉醒在地下继续
与此同时，“力工思维”曾短暂表达的觉醒，仍在加密聊天群、VPN和暗语中继续。
“我们只会创造新词，”工厂经理李明带着疲惫的笑容说。“他们禁一个词，我们发明另一个。但无论他们喜不喜欢，对话都在发生。男人们正在互相交流。我们正在交换意见。我们意识到这并非个人失败——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这种认识——即个人困境反映的是结构性失败，而非个人能力不足——正是当局最担忧的。它将个人失望转化为潜在的政治觉醒。
目前，这种觉醒大多是去政治化的，表现为个人退缩而非集体行动。年轻男性“躺平”，追求爱好和游戏，而不是事业发展和家庭组建。年轻女性选择事业和独立，而非婚姻和生育。
但长期影响是深远的。当年轻人得出结论，认为被规定好的道路毫无价值时，社会就无法无限期地运转下去。经济增长放缓。创新停滞。养老金体系在人口压力下崩溃。社会原子化加剧。
“党的合法性一直部分建立在提供繁荣和稳定之上，”前社会学讲师王静观察道。“但如果年轻人无法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繁荣，如果家庭组建本身成为不稳定而非安全的来源，那么这种合法性会怎样？”
这是一个审查“力工思维”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数百万中国年轻人现在正在问自己的问题，无论他们用何种语言来表达。
这个词可能被禁了。它所描述的觉醒仍在继续。
编者按：本文中的几个名字是化名，旨在保护消息来源免受潜在报复。所描述的人物代表了从多次采访和经核实的社交媒体账户中总结出的复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