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沉默:意大利消失的村庄与无子未来的恐惧

作者
Peperoncini
9 分钟阅读

意大利的“大寂静”:正在消失的村庄与对无子未来的恐惧

意大利,卡斯泰尔韦基奥-苏尔-尼恩特 — 中午,教堂的钟声响起,不是为了洗礼,而是又一场葬礼。空气凝滞而沉重,仿佛时间本身在这个山顶小村庄里停了下来。那座窗户被木板钉死、墙壁斑驳的老校舍,如同一座纪念碑,静默地诉说着那些从未降临的孩子。卡斯泰尔韦基奥-苏尔-尼恩特是去年意大利358个没有新生儿的小镇之一——一个都没有。

在全国范围内,意大利的出生率暴跌之快,以至于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国家正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消亡。这片古老帝国、文艺复兴天才和喧闹家庭晚餐的土地,正变成一个空荡荡的游乐场和安静厨房的国家。

本周,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发布了最新数据,这数据听起来像是一篇悼词。2025年1月至7月期间,新生儿人数不足19.8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3%。2024年,新生儿总数仅为37万,创下自1861年意大利统一以来的最低纪录。这已是连续第16年的下降。

每一项统计数据都讲述着同样严峻的故事:意大利的生育率已暴跌至每名妇女生育1.13个孩子——这几乎只有维持人口稳定所需水平的一半。医院关闭了产科病房;小镇的游乐场在寂静中生锈。并非战争正在扼杀意大利的未来,而是“缺失”——那种悄无声息、持续不断、且正在蔓延的缺失。

“我们正在实时目睹我们的社会瓦解,”研究这一现象长达二十年的社会学家里奇(Ricci)说,“这并非数字上的一个小波动,而是一种彻底的结构性崩溃——一个不支持年轻人的经济体,一种停滞在过去的文化,以及一群不敢有所作为的领导者。”

历届政府都曾承诺解决这个问题。总理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以“上帝、家庭、祖国”为执政纲领。然而,危机却日益加深。在罗马的大理石殿堂和意大利南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阻止这一切——而是如何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


压力重重的国家

意大利人口崩溃的根源深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它击碎了一代人的希望,许多人至今未能恢复。

年轻的意大利人如今面临着残酷的挤压:工资停滞不前、租金高昂,以及一个五分之一的30岁以下年轻人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就业市场。那些所谓的“啃老族”(指成年后仍与父母同住者)并非懒惰,他们是被困住了。

女性首当其冲。现在意大利母亲的平均年龄接近32岁,是欧洲最年长的之一。对许多女性而言,组建家庭意味着牺牲职业生涯。意大利的女性就业率约为53%,位居欧盟最低之列。而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几乎不存在。

“我们怎么可能考虑要孩子?”罗马32岁的建筑师基娅拉(Chiara)问道。她和伴侣每月收入约3000欧元——其中一半都花在了房租上。“我们会比我们的父母更穷。现在,孩子不是一种快乐。它是一种经济风险。”

法国通过慷慨的福利和可负担的托儿服务支持家庭,而意大利的各项计划却是一团官僚繁文缛节和资金不足的泥潭。政客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家庭,但他们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

于是,这个循环自我延续:孩子越少,劳动力越少;劳动力越少,缴纳养老金、学校和托儿服务的税款就越少。这是一个人口陷阱——一旦掉进去,几乎不可能再爬出来。


代价几何

经济后果是残酷而显而易见的。意大利将约16%的GDP用于养老金,这是全球最高的比例之一。到2040年,退休人员的数量可能几乎与劳动力人数持平——这种局面恐将使养老金系统破产,并将意大利高达2.8万亿欧元的巨额公共债务推向未知领域。

工厂面临劳动力短缺。当地商店纷纷关门。曾经充满欢声笑语和流言蜚语的整个村庄,正在逐渐沦为鬼城。方言消亡,传统褪色,历史本身也随着每一次葬礼而逐渐侵蚀。

财政部长吉安卡洛·乔尔杰蒂(Giancarlo Giorgetti)直言不讳。他称之为对国家生存的“无情威胁”。

而最残酷的讽刺是?意大利最需要的解决方案——移民——却是其领导人最恐惧的。梅洛尼政府植根于民族主义言论,拒绝大规模移民,即便经济学家坚称这是唯一的生命线。

“为了稳定我们的劳动力,意大利每年至少需要30万名新的适龄移民,”米兰一家投资公司的高级分析师解释道,“这不是政治,这是数学。没有他们,数字根本无法平衡。”

在网络上,这场辩论充满了毒性。一些人警告称意大利正在“失去其身份认同”。另一些人则指责飙升的租金、停滞的工资和社会停滞。“当你为了生存耗尽所有精力时,你无法组建家庭,”一篇病毒式传播的帖子写道,“这不是命运——这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意大利的明天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预测,意大利的未来正在迅速萎缩。到2050年,意大利人口可能降至5200万。到2080年,人口甚至可能跌破4500万——比今天下降22%。劳动力将减少五分之一。这个国家将急剧老龄化。

仍有一线生机。专家们谈论着全面改革——像法国那样的托儿补贴、为年轻夫妇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灵活的劳动法以及有针对性的移民计划。但如此大胆的变革,需要意大利几十年来都未曾展现的团结和勇气。

回到卡斯泰尔韦基奥-苏尔-尼恩特,84岁的玛丽亚(Maria)坐在她曾就读的那所被木板封住的学校外,沐浴着阳光。她回忆起曾经充满广场的声音——孩子们的笑声,鞋子摩擦鹅卵石的声音,母亲们在喷泉边闲聊的声音。

现在,只剩下风的低语。

“我们是一个鬼城,”她轻声说道,“我们生活在回忆中,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创造新的回忆了。”

当钟声再次敲响,它的回声掠过空旷的山峦——庄重、缓慢,几乎带着一丝不屈。那是一个国家屏息以待的声音,等待着一声永远不会到来的啼哭。而随之而来的寂静,比悲伤更沉重。它像是最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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