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安全化：明尼苏达州欺诈丑闻如何重写美国社会政策规则
财政部对青年党的调查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国内福利项目现已成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12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做了一件在美国治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下令对一个州福利系统进行联邦恐怖主义融资调查。调查目标并非一个不法慈善机构或海外银行，而是明尼苏达州本身的社会项目，在疫情期间，超过10亿美元通过系统性欺诈消失。
贝森特调查的核心指控是煽动性的：被盗的福利资金通过非正式的哈瓦拉（hawala）汇款网络输送到索马里，间接资助了青年党（al-Shabaab），这个基地组织（al-Qaeda）分支控制着那个四分五裂国家约40%的领土。然而，证据链仍是间接的——情报表明该恐怖组织对流入其控制区的汇款征税，而非有文件记录的从欺诈者账户到圣战分子金库的直接转账。
这次调查之所以意义重大，不在于检察官最终能否证实恐怖主义融资指控。而在于反恐机制——制裁权力、金融监控、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指定——现在正被用来针对美国福利国家本身。
欺诈确有其事。解读视角新颖。
明尼苏达州的丑闻有据可查。联邦检察官已在“喂养我们的未来”（Feeding Our Future）案件中起诉了78人，非营利组织经营者涉嫌虚报2.5亿美元，用于从未提供给不存在儿童的膳食。该州的住房稳定服务（Housing Stabilization Services）项目，旨在帮助弱势成年人，在系统性虚假报销证据下被关闭前，其年度资金从260万美元激增至1.04亿美元。医疗补助（Medicaid）自闭症服务又产生了3.99亿美元的可疑索赔。
被告——主要来自明尼苏达州最大的索马里裔社区——利用了疫情期间优先考虑速度而非核实的计划扩张。自我认证取代了实地考察。文件要求取消。资金如流水般涌入。
但欺诈本身并非重点。每次危机都会滋生骗局；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估计，全国疫情期间的盗窃案高达2500亿美元。明尼苏达州的不同之处在于，正在构建从福利欺诈到国家安全威胁的叙事桥梁。
新理论的构建
财政部的介入标志着一次根本性的重新分类。9·11事件后的二十年里，恐怖主义融资执法侧重于海外参与者、银行和慈善机构。此次调查开创了一个不同的目标：社会保障网络与移民社区的接口。
其机制是哈瓦拉——全球侨民用于汇款回家、绕过昂贵银行的非正式价值转移网络。索马里每年通过这些渠道接收约17亿美元，超过其国家预算。在青年党控制的地区，该组织对流入资金征收“税”。
这为贝森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即使欺诈者纯粹出于贪婪（正如检察官一直坚持的），如果被盗的美国福利资金通过哈瓦拉进入青年党控制区，就会出现一个国家安全理由，对州政府管理的社会项目进行前所未有的联邦审查。
监管效应链
实际影响已经显现。为明尼苏达州索马里裔居民服务的小型汇款服务企业面临银行去风险化（de-risking）加剧，金融机构规避感知到的合规风险。医疗补助承包商面临更长的付款周期和追溯审计。举报人描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特工暗中跟踪福利调查。
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正面临连任，他对调查表示欢迎，同时警告不要因为少数犯罪分子的行为而“妖魔化”整个社区。但政治算计已然改变：反对加强福利审查现在带上了“对恐怖主义融资态度软弱”的污名。
特朗普政府已将此丑闻与移民政策挂钩，撤销了索马里人的“临时保护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并将明尼苏达州描绘成“欺诈性洗钱中心”。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慷慨的社会项目加上庞大的散居人口等于安全漏洞。
正在确立的先例
明尼苏达州案件建立了一个远超一个州失败案例的适用模板。任何具备相同要素的司法管辖区——扩大福利、事前授权薄弱、强大的汇款文化——现在都可能受到恐怖主义融资审查。
这代表了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安全化。未来的福利扩张，尤其是危机驱动的扩张，将不仅围绕资格和福利设计，还将围绕反恐合规性设计。问题从“我们如何快速帮助弱势群体？”转变为“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架构是什么？”
这种重新定义将永久性地有利于能够承担合规成本的参与者——大型机构、管理式医疗组织、监管科技（regtech）供应商——同时排挤了历史上服务移民社区的社区非营利组织。
最深远的变化可能是哲学层面上的。几十年来，隐含的共识是，为了快速应对危机，一些欺诈是可以容忍的附带损害。明尼苏达州的调查用一个更严峻的计算取代了这种考量：每美元的福利欺诈都可能是一美元的恐怖主义融资，容忍即是同谋。
调查人员最终是否能将明尼苏达州的税款直接与青年党联系起来，可能不如他们所创造的新类别意义重大——在这个新类别中，福利国家本身成为反恐基础设施，受到永久的监控，并永远处于被怀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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