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中间层：美国社区为何衰落，人工智能能否助其重振？
一位数学家的一次无心观察揭示了美国生活中更深层次的危机。解决方案可能在于人工智能，但前提是我们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个故事并非始于课堂，而是始于一封电子邮件。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Terence Tao）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关于协作数学项目的帖子。短短一天之内，他的收件箱就被回复邮件塞满了。退休教授、业余研究员、小型公民科学团体——所有人都热切地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团体无一超过几十名成员，但每个都在攻克对他们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股邮件洪流。陶哲轩偶然发现了一种在当今美国罕见的事物：充满活力的小型社区，它们介于个体与大型机构之间。
随着陶哲轩的深入思考，这种模式变得不容忽视。他将社会描绘为一个在四个尺度上运作的系统：个体、小型团体、大型组织和像全球经济这样庞大的网络。他的结论令人不安。科技和市场已经改变了竞争格局。个体获得了一点权力，企业和政府获得了巨大权力，但小型团体——公民生活的支柱——却举步维艰。
“中空”困境
无需深入挖掘统计数据，就能看到这种衰落，尽管这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自1970年以来，保龄球联盟的规模缩小了60%以上。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流失了一半。工会参与率从27%降至不足10%。教会、公民俱乐部、专业协会——几乎所有地方的趋势都一样。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平台和巨头。如今，少数几家科技公司控制着我们大多数人的沟通方式。跨国巨头主宰着整个行业。政治运动围绕着名人展开，而非社区分会。经济学家称之为“超级明星市场”：一个赢者通吃的世界，微小的优势能演变成压倒性的主导地位。
对普通人来说，这种权衡是残酷的。加入小型团体，你会获得人际连接和一定影响力，但经济实力微乎其微。与大型组织合作，你会获得资源和影响力，但在其发展方向上几乎没有发言权。陶哲轩警告说，除非你富有或异常出名，否则你的声音几乎无人理睬。
这种失衡助长了当今普遍存在的“断联症”。当人们感到在主导其生活的系统中毫无存在感时，孤独、不信任和犬儒主义便会蔓延。
组织为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
美国“中间层”的空心化并非偶然。一系列因素使得小型组织几乎无法蓬勃发展。
房地产价格推高了会议场所的成本。法规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志愿者们难以遵守。责任法将非正式聚会变成了法律风险。随着父母双方都工作，家庭用于公民生活的时间减少了。随后出现了社交媒体，提供了廉价但肤浅的替代品，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
数字经济让事情变得更加艰难。网络效应奖励规模化。大数据积累得越多，其价值就越大。合规、支付处理、内容审核——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只有大型组织才能承担的固定成本。正如对陶哲轩论文的一项分析所指出的：“小型团体创造价值，但大型中介机构攫取利润。”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救命稻草？
人工智能登场。如果运用得当，它能让小型团体拥有超越自身体量的影响力。如果运用不当，它可能会巩固那些扼杀它们的垄断。
充满希望的场景不难想象。想象一个社区团体，由人工智能处理簿记、拨款申请，甚至是日程安排。或者一个社区花园合作社，利用人工智能管理物资、将信息翻译成多种语言，并顺利招募新成员。再想象一个互助网络，人工智能将需要帮助的人与乐于提供帮助的邻居进行匹配。
技术已经存在。缺失的是让这项技术对普通社区而非仅仅企业和政府来说，既经济实惠又触手可及的基础设施。
阴暗的景象同样真实存在。如果人工智能工具依然昂贵且集中，只有大型组织才能受益。如果小型团体依赖封闭的专有平台，他们可能会重蹈被控制和衰落的覆辙。如果算法只优化参与度而非真正的连接，我们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位研究人员所说的“合成社区”——一种灵魂的快餐。
塑造未来的决策
这两种未来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现在正在做出的选择。
可及性和成本最为重要。小型团体能否在其自身基础设施上廉价使用强大的人工智能，抑或一切都必须通过昂贵的企业系统？互操作性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人工智能平台能够相互沟通，小型团体就能在不丧失独立性的情况下跨网络协作。
数据控制权也面临挑战。社区应该能够利用自己的信息训练人工智能，而无需将其全部交给大型公司。法律框架同样重要——如果合规规则过于繁琐，只有大型组织才能生存。最后，还有治理问题。人工智能会赋能广泛参与，还是会将决策权集中在少数精通技术的领导者手中？
政策抉择关口
一些政府和城市已经开始进行实验。巴塞罗那启动了“技术主权”项目，赋予地方团体对其数字工具的控制权。一些美国城市已经建立了社区所有的宽带网络。在欧洲，新法律旨在通过要求互操作性来防止平台锁定。
然而，小规模的试点还远远不够。政策智囊团提出了一系列更大的举措：将社区数字基础设施视为公共事业，简化小型团体使用人工智能的法律合规性，强制要求数据可移植性，并改革采购规则，以便地方组织能够真正竞争公共合同。
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开始认识到中间层本身的重要性。一个健康的民主需要各个层面——不仅仅是个体和超级玩家——都拥有充满活力的机构。
其重要性
这并非一场抽象的辩论。其后果已在我们身边显现。当人们不再跨越差异进行交流时，两极分化就会加剧。社会孤立已演变为一场公共健康危机。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症发病率创历史新高。对机构的信任正在瓦解。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著名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揭示了工会、教会和社区俱乐部等团体曾如何充当“民主的学校”。它们教会人们如何合作、妥协和分享权力。它们的衰落使得美国政治变得部落化、脆弱且零和。
这才是人工智能面临的真正问题。它会加剧这些裂痕，还是有助于修复它们？陶哲轩认为机会之窗仍然敞开，但为时不长。我们在未来几年做出的基础设施决策将为未来几十年奠定基础。
他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模式：小型团体并肩应对有意义的挑战，得到智能工具的支持——而非被其吞噬。那是一个技术放大人类能动性而非取而代之的未来。
也许这是最重要的提醒。生活中的伟大突破，就像最优雅的数学证明一样，通常并非来自孤独的天才或不露面的官僚机构。它们源于人们，聚集成小团体，共同从事他们关心的工作。
陶哲轩在他的收件箱中发现的这些社区尚未解决任何著名定理。但它们向我们展示了更宝贵的东西：证明了“缺失的中间层”依然可以存在，只要我们选择去培养它。